中国插花的概念被重新提出已经30多年了，中国传统插花进入非遗名单也迈入第15年。近10年来，中国插花的市场影响力越来越大，但随之而来的理论混乱和矛盾之处，也开始显现。
这与“拿来主义”有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插花可以说是在废墟上重建的，当时中国插花花艺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美式花艺体系、荷兰花艺体系被率先引入国内，日本池坊花道等也很快进入中国市场。台湾中华花艺凭借早于祖国大陆起步的优势，在祖国大陆花艺教育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现在通行的中国插花技术标准、花型分类体系，基本都是从日本花道或中华花艺中借鉴的，甚至也有些理论概念和造型源于西方花艺体系。借助于这些“拿来主义”体系，中国插花得到了跨越式发展，但“嫁接”的理论体系，难免会“水土不服”，这就需要我们对现有理论的矛盾和混乱之处，进行大胆质疑和认真探讨。
问题一：对称式、图案化插花，怎样融入中国插花的理论体系？
熟悉中国插花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容器插花出现之初，以宗教插花形式为主，对称式、图案化是那一时期的主要形式。它与我们今天倡导的以师法自然为宗旨、三主枝不对称的插花形式，有着极大的不同，反而更接近欧洲古典插花。
那么从对称式、图案化的古典宗教插花形式，到三主枝不对称的中国特色传统插花，这一插花形式的巨大转变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是怎样发生和演变的？为什么会发生？这几个问题非常重要，它关系到中国插花的美学价值、美学标准和艺术特色。如果不把这几个问题说清楚，中国插花有相当长一段历史是无法解释的，传承是不完整的。
龙门石窟皇甫公窟北魏石刻(左）
莫高窟199窟 壁画中唐时期菩萨像（局部，右）
莫高窟第36窟五代壁画文殊变（局部）
少林寺宋靖康年间舍利石函拓片
目前的现状是，有些理论选择无视它们，将它们排除在中国插花理论体系之外；也有些理论把西方插花的几何学造型体系“嫁接”在中国插花理论体系之中。在笔者看来，这两种都并非最理想的解决方式。
问题二：写景式插花成熟于哪个时期？
笔者做了一些深入研究后发现，写景式插花出现于唐代，笔者在多次受访和文章中也阐述过，“写景式”插花是中国特色传统插花中第一个出现的形式，它在宗教插花盛行的唐代出现，是具有深刻意义的。
唐代章怀太子李贤墓壁画
宋末元初陈琳《猫蝶图》中的插花
有主流理论认为，写景式插花成熟于明末清初，但笔者在明清绘画中并没有找到写景插花的踪影，有一些被认为是写景插花的古画，在笔者看来，描绘的其实是盆栽或盆景作品。那么写景式插花的演变到底是怎样的？这是笔者非常希望和同行探讨的问题。
清邹一桂盎春生意图(局部)中的盆景常被误为插花
问题三：用“六大容器”区分花型是否科学？
中国插花分类目前是以“六大容器”来区分花型，但笔者发现，有很多学习者会困惑于每种容器插花造型的特征，学起来易陷入混乱。细究原因，中国插花虽然重视容器，但容器对插花来说只是个载体，并非构成插花造型的核心部分。
最早黄永川先生提出“六大容器”之说，主要是区分中国传统插花的容器类型，并非以容器对插花造型进行分类。中国容器插花至今发展了近2000年，其造型演变之丰富，并非用直立、倾斜、平出、下垂四种形态就能够概括的。而且唐代之前的宗教插花，也并不是以这四种形式或“六大容器”进行分类的。
南宋李嵩花篮图（夏）
传为南宋李嵩的另一幅花篮图
清慈禧太后(款）《花篮图》
以上三幅花篮图无论在花篮样式、插花造型上都完全不同
问题四：“六大容器”的分类是否恰当？
“六大容器”分类本身，在笔者看来也有一些不严谨之处。
首先，中国插花的容器首推古铜器，青铜器发展至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它的发展历程比中国插花还要久远，加上后来的瓷、玻璃、竹编、漆器等，中国插花容器之丰富是众所周知且难以想象的，“六大容器”并不能概括中国插花的容器类型。
宋赵佶《听琴图》中的插花
清舒浩清供图
清代不同样式的五管瓶
其次，“六大容器”的分类标准不一，有以制作材料和工艺为标准的篮，也有以造型为标准的瓶、盘、碗等。
最后，部分容器的作用和地位被夸大了，以碗、缸最为突出。以碗为例，它在中国插花中的使用其实并不广泛，且出现相对较晚。
要知道中国插花容器的规制与中国礼器的规制有着极深的渊源，碗在中国礼器中几乎没有什么地位，因而我们可以看到，在历史资料中，以碗创作的插花比较少且都比较简单。缸与碗存在几乎同样的问题。
传为五代贯休所绘罗汉图中的碗花
五代白衣观音像中的碗花
榆林窟第三窟西夏壁画五十一面千手观音变中的碗花
清陈书岁朝丽景中的盆栽作品常被看作缸花
问题五：“起把宜紧、瓶口宜清”适用于所有中国插花吗？
今天的中国插花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不少分歧，尤其是“起把宜紧”，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下部束紧如花束的盘花作品。但历史上的中国插花真的是这样吗？
《清异录》对中国第一个插花专用容器占景盘的造型是这样描述的：“铜为之，花唇平底，深四寸许，底上出细筒殆数十。”可以想见，占景盘是平底阔口容器，插花所用的铜管是平行排列的，且较平均地布满盘底。这可以很好地说明，中国写景插花的结构并非“起把宜紧”。
在宋代钱选的《牡丹图》、明代边景昭的《履端吉庆图》、明孙克弘的《太平春色》等著名画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型插花并不存在“起把宜紧”的做法；在以宋代李嵩《花篮图》为代表的众多花篮图中，我们也看不到“起把宜紧”的样子；从宋代到清代数量繁多的瓶花图中，能看到“起把宜紧”的插花也极少。
占景盘想象图
传为宋末钱选的《牡丹图》
明边文进《履端吉庆图》（左）清王澍梁诗正清供图（右）
问题六：“撒”是中国插花唯一的固定标准吗？
撒是东方插花固定花材的独特技艺，在中国插花中十分重要。但笔者发现，很多以盘、碗等阔口容器创作的插花也要以撒来固定，这就有些不妥了。
撒本是用于口小腹深、不适宜使用剑山或花插、七宝等固定工具的容器插花的一种技艺，用于盘等阔口浅容器的插花反而限制了插花的用材和形式。笔者还观察到，有的插花创作是把花枝全部绑在撒上，这其实削弱了撒的技术性，并使瓶花等插花形式变得拘谨。
北宋耀州窑带花插的青瓷插花专用碗
英国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藏宋代带铜质花插的瓷盘
问题七：明代插花专著是否应被奉为中国插花圭臬？
明代插花专著是中国插花宝贵的历史遗存，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这些专著基本上是对宋代插花进行的总结和归纳，且均为文人撰写，作者并非专业插花匠人，故而这些专著都以文人插花为核心，关于厅堂插花、世俗插花的记载十分欠缺，至于宫廷插花、宗教插花更是几乎只字未提。在插花造型、插花技艺方面的记述也是简单且模糊的。这使得明代的插花专著并不能反映中国插花的全貌。
夸大明代插花专著的地位，对于中国插花的理论、技艺研究是无益的。给明代插花专著应有的、客观的历史地位，是中国插花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中国插花赖以诞生、成长、兴盛的文化根基在中国，研究并恢复中国插花这一隽永艺术的任务，只能由中国的插花人来承担，这是天赋的使命和责任。
(图文提供：易花道创始人万宏。《采薇专栏》欢迎学术争鸣稿件踊跃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