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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端午啦!说说插花与民俗中的菖蒲文化 | 动态

日期: 2020-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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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端午,往往立刻联想到艾叶、菖蒲、粽子、门符、龙舟……这些已然成为端午民俗符号,是端午民俗文化精神的外在表现,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本文重点关注端午民俗中的菖蒲文化现象,从其辟瘟祛毒的净化功用与端午清供插花中所衍生的文化象征及流变方面加以梳理。


端午民俗中菖蒲的辟邪祛毒功用


菖蒲,乃蒲类之昌盛者,先秦时便与端午有密不可分的关联,《荆楚岁时记》中亦记载了端午时节“以艾为虎,菖蒲为剑”,悬于门户辟邪祛毒的习俗。端午与菖蒲的渊源,要从古代节气时令的五月五说起。在中国古代节历中,五月是“毒月”,五月五即“毒日”,需以药草香包净化环境、祛除毒邪。战国时期,五月五也是屈原投江之日,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屈原,这才逐渐发展出端午食粽子、赛龙舟的习俗。而菖蒲被用于辟邪祛毒的传统,可以追溯到秦代文献《吕氏春秋》的叙述:“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菖蒲,水草也。冬至後五十七日而挺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六朝时期医学典籍《典术》亦云:“尧时天降精于庭为韭,感百阴之气为菖蒲,故曰尧韭。方士隐为水剑,因叶形也。一名昌阳、尧韭、白菖、水菖蒲,叶如剑,又称水剑、蒲剑,意除邪袪魔斩妖。又解毒杀虫、避秽开窍。”古人认为菖蒲的生长集中体现了一年中由阴蔽到阳发的起承转合,且菖蒲叶片形态有脊似剑,因而被视为斩旧迎新、祛邪辟晦的象征。可见菖蒲作为辟邪祛毒净化的符号,已深入人们的文化和日常生活。

菖蒲与端午的结合早已在民俗中固定成型,常与艾草并提共用。唐时有五月五饮菖蒲酒、悬挂艾草的传统,殷尧藩在《端午日》中写有这样的诗句:“少年佳节倍多情,老去谁知感慨生。不效艾符趋习俗,但祈蒲酒话升平。”在民俗的结构上,饮菖蒲酒不仅具有药理上的功效,而且成了端午节祈福祝愿的节庆表达。宋时周密在《武林旧事》中亦有记载:“插食盘,架设天师艾虎意思,山子数十座,五色蒲丝百草霜,以大合三层,饰以珠翠、葵榴、艾花、蜈蚣蛇蝎蜥蜴等,谓之毒虫,及作糖霜韵果糖蜜巧粽,极其精巧。……市人们首各设大盆杂植,艾蒲葵花上挂五色纸钱,排钉果粽,虽贫者亦然。”由于宋代市民生活和文化的极大丰富,不仅宫廷在端午日用彩色蒲线装点节庆,民间还有在门前悬挂菖蒲艾草,并系上糖果粽子的民俗。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具有药效和咒力,此时菖蒲作为端午节装饰已被赋予了审美功用。


端午节令插花中菖蒲的文化象征


菖蒲不仅是端午时节的必备之材,更与插花艺术结合,比艾草多了审美、装饰,甚至言志的功能,渐渐催生出了端午插花文化的雏形。古人从菖蒲、艾草、石榴、萱草、蜀葵、栀子等时节植物中任选五种作为端午清供,并称“午时花”,成为端午节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代端午插花中,不断地呈现出各个时期不同的象征寓意和审美风潮,反映了中国古代插花文化的变迁。

从中国插花艺术发展史的视角来看,菖蒲作为端午花材,与其相关的描绘和记载开始频繁出现于绘画作品和文献中。也正是宋代文化艺术的兴盛,带动了插花艺术在宫廷和民间的繁荣。周密《乾淳岁时记》中记载:“以大金瓶数十,遍插葵、榴、栀子,环绕殿阁及分赐后妃诸阁。门首各设大盆,杂植艾蒲、葵花、上挂五色纸钱,排钉果粽。”说明菖蒲在宋代宫廷端午节宴中被广泛运用,与蜀葵、栀子、艾草等节令花材一同大范围插设于宫中,景象十分壮观。在民间,《西湖老人繁盛录》载:“初一日,城内外家家供养,都插菖蒲、石榴、蜀葵花、栀子花之类……虽小家无花瓶售,用小坛也插一瓶花供养,盖乡土风俗如此。寻常无花供养,却不相笑,惟重午不可无花供养。端午日仍前供养。”可见,菖蒲作为代表性时令花材,已成为仪式化的端午习俗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被根植于民间沃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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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佚名《天中佳景》(左),明/佚名.端午清供(右)

元代文学艺术被斥为末流,文人地位急剧下降,虽然文化生活受到很大冲击,但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菖蒲的审美理想。现存较早反映菖蒲与插花之内在联系的绘画作品,有一幅元代端午节庆插花图(《天中佳景》)。图中使用了菖蒲、石榴、蜀葵、太兰等花材,其中菖蒲寥寥两三枝,其叶片绝然伸展,无意与群芳争奇斗艳,在整个构图中尽显清瘦之美。而艾草以其净化除晦的功能作为节气之喻,审美价值则较之菖蒲则微乎其微。在元代的高压政策下,文人发展出以花遗兴、借花抒怀明志的插花文化。此图中丰富的花材和果盘,映衬着画面右上方的符纸(端午五毒符),浓烈的颜色、丰盛的花果和清寡坚挺的菖蒲之间充满了张力。此时的菖蒲表现出作者或有出世之志的心绪。这一传统在明代插花中延续下来,菖蒲在瓶花中的应用,一是应景,二为言志。

菖蒲在端午花供中配以瓶器,被更为纯熟地加以运用。作为表现端午节庆色彩的插花,一幅明代画作(端午清供)中石榴、蜀葵、枇杷、菖蒲等,都是这一节气的植物。石榴花点缀在黄色枇杷之上,艳丽而不媚俗,另一枝旁伸倒悬,别有时节风韵。菖蒲的竖直感提高了主体视线和结构重心,起到主干的作用,突出了端午的主题。在横竖之间,浅粉色蜀葵作为过渡,也是十分清雅可爱。明代中期,觚器流行于文人书房案几,多用于插花清供,图中的青铜花觚颇具古风,旁配瓶炉三事香器,既突出了端午时节菖蒲的净化象征,也配合了蜀葵、枇杷的娇艳色泽,表现出雅致而不失活力的审美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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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佚名《李流苏容像画》(左),清初/陈洪绶《劝蒲觞图》(右)

除了端午时节的运用,菖蒲亦被赋予了高洁人格和求道登仙的象征,万历年间李流苏的容像画中,菖蒲和灵芝并插于通透的四方白瓷觚中,既显自然野趣,又寓意吉祥长寿,与古琴、童子和道人冠服这些符号共同表达了画中人李流苏的出世追求。可见,菖蒲已成为表现文人志趣的一个重要符号。

清代菖蒲言志的表现形式依然得到了延续。清初陈老莲的《劝蒲觞图》就是作于端午时节、以蒲明志的代表画作——图中人物手捧“蒲觞”,怒发冲冠,目光如炬,袖若磐石,裾如折铁。据高鸿《徐平羽藏陈老莲<劝蒲觞图>考辨》析,“此幅《劝蒲觞图》,显系陈洪绶人物画中精品。所谓‘蒲觞’,即把菖蒲切成碎片,浮在雄黄烧酒杯内,或云‘蒲酒’,吃了可以避邪。明末温州人叶尚高,因不肯擞发而锒铛入狱,过端午时写诗云:‘未尝蒲酒心先醉,不沐兰汤骨亦香。’陈老莲端阳作《劝蒲觞》,画中人物簪艾草、捧蒲觞、持节、佩剑,未必不是其反清的心态吐露和民族气节的曲折反映。”借蒲喻节,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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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郎世宁《端阳图》(左),民国/孔小瑜《五瑞图》(右)

另外,郎世宁的画作《端阳图》则表现了宫廷端午插花对菖蒲的运用,瓶中插石榴、蜀葵、栀子、艾草、菖蒲、石竹等,繁花似锦之感呼之欲出,与案上水果、粽子上下呼应,一派浓浓的节气氛围。瓶中盛开的蜀葵充当主体,旁伸斜出的石榴花高枝俏丽,只有几叶菖蒲遥相点缀,相比前朝的端午花供显得更为活泼与入世。而在民间节庆插花中,菖蒲与艾草的搭配作为瓶插的主体更为凸显,如民国时期孔小瑜的《五瑞图》,其中菖蒲作为端午的代表性花材,在艾叶的环抱中,处于中心位置,凸显出挺翠的资质和净化的仪式感,而下方花篮中的枇杷、石榴和篮外的粽子、蟾蜍、蒜头,相比之下则显得更具生活气息和烟火之趣。从《五瑞图》得以看出菖蒲艾叶对应着时令花果,呈现端午花材雅与俗的审美分化。

如今,菖蒲仍在民俗文化中继续散发着其传统魅力,并不断被赋予新时代的气息。籍此端午时节,唯愿中国传统民俗与文化精髓,能在倡导文化复兴与寻根的今天,真正融入现代生活之中,并引领我们回归传统文化的精神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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